1983年，叛徒孙天勤，镜头中的他穿着军装，嘴角微扬，露出一丝笑容。
孙天勤死后，家属想把他葬进台湾五指山军人公墓，结果没进去。
公墓那边一句“身份不符”，把人堵在门外，也把他这辈子的底色一下子挑明了。
活着时，他穿军装，站在镜头前，嘴角还带着一点笑，像是押对了宝。等那口气断了，热闹和排场都散得干干净净，剩下的只有难堪。这个笑，不是得意，是一个人把路走绝后后，硬挤出来的轻松。
孙天勤是一九三七年生人，陕西凤翔山村出来的孩子。家里是农民，日子紧巴，却还是咬牙供他读书。那年月，乡下人家肯让孩子一路念到大学，已经很不容易。凤翔县中学读完，他又考进西安师范学院，一九五六年毕业。
也是那年八月，他被选进新中国第一批从地方院校挑出的飞行学员名单。第二航空预备学校、第六航空学校、第十一航空学校，他一站一站学下来，文化理论好，飞行技术也硬，后来正式进了空军，先后在航空兵第六师、第四十六师服役。
这条路原本不算歪。虽说一九六七年他因为父亲出身问题受牵连，被停飞，去了空军二十二厂，可到一九七五年，他又恢复飞行，总飞行时数做到一千二百小时，还被选进空军试飞团，当上副大队长。能摸试飞团的门槛，已经不是一般飞行员了，更何况他碰到的是歼七这种新机型。
说白了，国家没有亏待过他，部队也没有把他晾在一边。他不是没本事，也不是没出路，他的问题出在心上。技术越高，摔下去越响。
那几年，台湾一直在大陆飞行员身上做文章，黄金、军衔、安置、婚姻，摆得很诱人。电台广播，小报宣传，专往心思活泛的人耳朵里钻。
有人替叛逃的人找理由，说是日子苦，说是受了气。话听着像回事，其实站不住。真到了把飞机开走那一步，已经不是闹情绪，也不是赌气，是明晃晃算计好了利害得失。
一九八三年五月，他被选进试飞小组，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七试飞任务。
人前，他照常训练，样子很卖力，谁见了都觉得这个老飞行员稳当。
人后，他琢磨的是另一套东西。飞什么航线，耗多少油，转弯点离韩国多远，怎么甩开僚机，怎样骗过塔台，他在心里盘了不知多少遍。八月五日，他其实已经动过手的心思，只是觉得油料不够，怕把命搭进去，这才又把机头收回来。那不是后悔，是嫌时机不稳。
两天后，机会真到了。
八月七日下午，孙天勤驾机升空不久，先关掉应答机，进训练空域后又按住无线电通话按钮不放。当时空中联络条件有限，僚机和塔台共用一条线，他一占线，僚机就喊不出去。这个空子，他早算准了。
随后，他猛地掉头，下滑转弯，高度从八千米一路压到一千五百米，嘴里还朝频道里大喊“座舱冒烟”。地面一听，多半会以为飞机出故障。等高度继续掉到五百米，他又丢下一句“要跳伞了”，随后再不应声。地面忙着判断，僚机急得打转，他已经贴着海面跑了。
他这样贴海飞了十五分钟，觉得差不多甩开追踪，才把飞机重新拉升到六千米，飞向韩国。前后四十分钟，一架本该用于试飞的新式战斗机，就这么被他开去了异国机场。
八月二十四日，也就是事发十七天后，他被送到台湾。那边接应阵仗不小。接运专机从汉城起飞时，台湾方面派出八架战斗机升空待命，又有八架在跑道上进入战备。专机飞过琉球方向，护航机分梯次靠上来，到了台湾北部上空，又有四架战斗机接手。中午十二点四十二分，飞机落到清泉冈空军基地。
接机的人够分量，场面也够足。
记者会开了，典礼办了。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，台湾方面给他授上校军衔，发奖章，还给了七千两黄金。按当时的金价，折算下来大约有一点二亿元新台币。表面看，这人像是一下子翻了身，有军衔，有钱，还有台面上的风光。
婚姻上，他后来又和同样从大陆过去的音乐家李天慧结了婚，外人看着，更像是一场得意收场。
可日子不是看照片过的。台湾给了他名义上的上校军衔，却没有真把他当自己人。他没有什么实权，也再没机会去碰最热爱的飞行任务。军中提防他，社会轻看他，那批叛逃过去的人，还被讥成“黄金党”。这话损得很，偏偏戳在肉上。
说他喜欢穿一件印着大狗的汗衫，常自嘲是“丧家之犬”。这几个字一出口，什么排场都塌了。
他后来退役，又移民加拿大，兜兜转转，还是没能把那颗心放稳。
孙天勤用背叛换来了短暂风光，也把自己后半辈子换成了漂着的日子。
二零一七年十月四日，他因肺炎并发败血症在台湾病亡，终年八十二岁。后来，那架被他开走的歼七经过交涉归还大陆，飞机回来了，人却到死都没落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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